一部阴谋家的传奇故事！

康生，原籍山东胶县大台庄（后迁至诸城县城），出身于一位显赫的大地主家族，排行第四，乳名张旺，学名张宗可，字少卿。他年少时放荡不羁，风流韵事广为流传，声名远播。步入而立之年之际，凭借青岛德国天主教会所创办的礼贤中学的文凭，康生于1924年考入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深造，并更名赵容或赵云。根据康生的履历表所述，他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然而，根据与康生有过多年交往的师哲先生的回忆，这始终是一个未解之谜。

师 哲

师哲回忆道：“有一次我不经意间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他却给出了自相矛盾且模糊不清的回答，我始终未能真正理解其意。1942年某日，在杨家岭，他突然郑重其事、信誓旦旦地告诉我，他的入党介绍人是他在上海大学的同窗好友王友直。王友直与我同乡，我们曾是同学，遗憾的是，他在1992年2月不幸离世。王友直于1937年从苏联归来后加入了国民党，当时担任陕西省副主席，因此我无法向他索要相关证明。然而，在解放之后，我曾致信王友直，询问康生的入党事宜。他的回信出乎我的预料（这封信至今仍由我保存），信中提到：1925年，王友直在上海大学时仅是一名团员，1926年末赴苏联学习途中入党，在此之前，他不可能介绍任何人入党，包括康生。根据他的记忆，1925至1926年间，康生在上海大学也是团员，并未入党。至于康生何时转为中共党员，他对此一无所知。”

在延安期间，康生另提供了一则证言，声称他在上海大学时的同窗李予超知晓他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然而，李予超于1943年发表声明，宣称自己至1927年仍为团员，至于康生的入党时间，他却一无所知。

在上海大学度过了三年的学习生涯之后，康生投身于中共的地下斗争，专注于特科工作。这一职业似乎与他所学专业不无关联，亦或是他的个性使然，他的一生与这一“事业”始终紧密相连。就其个性而言，康生诡谲多变，神秘莫测，手段残忍，性格阴毒，同时他又善于周旋于各种场合，善于奉承和拍马屁。就连陈云也忍不住感慨：“康生是个鬼，不是人！”他的一生中变换过的名字便是他神秘性格的缩影：除了之前提到的名字之外，他还曾化名张裕先、张权平、张耘、张溶等，在莫斯科时，他还取了俄文名字康生(KAH——ⅢEH)或皮特尼兹基。据师哲回忆，康生的入党经历以及他何时及如何成为中央委员，都笼罩着谜团。即便在他去世之后，这个问题依旧没有确凿的答案，无人能够证明其真实性。

康生

然而，康生的非凡才能不仅体现在他娴熟驾驭个人命运的航船，更在于他游刃有余地掌控着同僚与下属，甚至对上司的行为亦能施以微妙的影响。他与王明及教员之间的交往，便是一个典型的写照。

康生起初投身革命，于上海展开活动，并归附于李立三麾下。他本是一位放荡不羁的人物，却在几次工人起义中崭露头角，由此赢得了中共中央的信任，被派往负责上海市一区的地下党组织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李立三注意到他对自己竭尽忠诚，于是将他擢升为中央组织部秘书长，那时他名叫张耘。1929年夏日，王明携共产国际所赋予的使命（实则旨在让他接替李立三的领导地位，掌握中共的最高权力）归国，随即与李立三展开了公开与暗中的争斗。康生迅速洞察其中的玄机，先是将自己的名字更改为赵容，尔后巧妙地在王明与李立三之间穿梭。据师哲所述，在此期间，康生一度被国民党戴笠系的特务捕获，然而不到两小时便被释放。此事后来虽有人向党组织报告，但由于“证据不足”，最终未能成案。

在1929至1931年期间，上海地区的党组织遭受了严重的破坏，成批的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被捕乃至惨遭杀害。然而，康生及其夫人却似乎置身事外，毫发无损。身为曾经处决众多“特务”的特科负责人，他的这种状况无疑是令人称奇的“奇迹”！更为出人意料的是，他此后竟然获得了极大的提升和显赫。

师哲回忆称，1931年初，身处共产国际的王明决意在上海这个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城市召开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这一时间和地点的选择显得尤为奇特，实为王明与苏联人米夫的决策。他们的目的是急于将王明推入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领导层。王明对此感到荣幸，并迫切希望改变个人命运，争取更高的党职，因此他们毫不犹豫地迈出了这一步。但问题在于，如何成功实施这一计划？王明在国外生活了六年，对国内局势了解有限；米夫则是一位仅限于阅读报纸和刊物的外籍人士，他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康生凭借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看准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主动请缨协助王明和米夫。王明和米夫正求之不得，于是将会议的筹备工作全部委托给了康生。康生不负众望，运用其手段，即便在共产党遭受大规模屠杀之际，四中全会仍得以顺利进行，未遭遇任何破坏和干扰，这难道不是一件奇迹吗！

王明

在本次全会上，王明由一名普通党员迅速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数月之后，随着总书记向忠发的背叛，他即刻接任了总书记一职。康生亦由原先的李立三追随者转变为王明的忠实拥护者。

此次会议的“成功”为康生积累了丰厚的政治资本，自此他声名鹊起，平步青云。然而，党的状况在四中全会后反而愈发严峻，众多同志被捕或献出了生命，各大城市的党组织亦遭受重创，导致党中央无法在上海稳固立足。白区内的党组织损失高达百分之九十，党内亦出现了严重的分裂现象（罗章龙另立中央）。

在这场腥风血雨的乱世之中，王明惊慌失措，仅担任总书记短短一个月，便毅然辞去职务，并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身份，踏上了前往苏联的旅程。而康生夫妇则在上海安然度日，直至1933年。

康生从追随李立三直至转而投靠王明，其间的整个过程可概述如下。

1930年12月16日，米夫紧急召集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在会上，决定撤销了对陈绍禹（即王明）所施加的处分决议，并将他誉为共产国际正确代表的象征。一时间，王明与共产国际的联系被等同起来。任何反对王明者，便是反对共产国际。李立三对王明的抵制，无疑也意味着他对共产国际的反对。这样的命运，对于李立三而言，似乎早已注定。

半个月后，在米夫的精心策划之下，1931年1月7日，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第四次全体会议应运而生。

此次会议性质紧急，仅维持一日，却延续至十五个小时之久。然而，诸多重大议题却未得到充分且细致的探讨。会议全程，米夫独占鳌头，成为唯一主演。他对王明的赞誉之词不绝于耳，几近将其捧至云端。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随着会议即将落幕，米夫突然宣布：“此次政治局委员的构成，共九位。”话音刚落，他急促地宣读了九位成员的名单。他心中存有私念，深知王明难以获得通过，于是违背常规，提出了一个异常的规定：赋予所有与会人员选举权。

会议室内顿时喧哗四起。部分与会者对米夫的独断专行表示强烈的不满，愤然离席而去。米夫对此却显得毫不在意，他凝视着那些离场的身影，脸上反而露出得意的笑容。每走掉一个，反对的声音就减少一分，这正合他心意。选举结果揭晓，王明以微弱优势当选，仅以一票之差胜出。自此，尽管向忠发名义上仍是总书记，中共中央的实际大权却已悄然落入王明的掌控之中。

不久之后，康生便趁机登门，对王明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并倾注真心，表达了他由衷的诚挚歉意。

康生具备这样的才能，他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赢得上司的信任。此次，他真挚的检讨与悔意迅速消除了王明的戒备。事实上，依赖权谋手段攫取权力的王明，也唯有依靠康生这类人才得以巩固其权力与利益。他们之间的迅速团结与默契形成，亦属理所当然。

起初，康生仅是一名布衣书生，却在“六届四中全会”中担任记录人。会议结束后，他迅速崛起，跻身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宝座，很快便成为了王明身边的心腹红人。1931年10月，王明赴苏联之际，次年康生便在上海负责特科工作，期间不幸被捕。他为了换取自由，不惜供出上海特科的相关情况。不久之后，他随王明赴莫斯科，并得到了王明的提拔，担任了中共驻第三国际代表团副团长的职务。自此，王明与康生相互吹嘘，相互勾结，在党内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苏联肃反在此期间，特设了王、康办公室，他们罗列种种罪名，诸如“托派”、“国际间谍”、“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以及“特务嫌疑”等，将这些罪名强加于众多从中国前往苏联的中共学生身上，将他们定性为反革命分子。这些人随后遭受了审判、流放、劳改，甚至遭遇了杀害的悲惨命运。

上海特科派遣至苏联的吴富等五位同志，以及中共建党初期最早的共青团负责人俞秀松等三位同志，均遭受王明、康生等人的诬陷而被残忍杀害。李立三亦被判处了严厉的刑罚。

我国老一辈工人运动领导者陈郁、杨秀峰、何一民等同志不幸遭受诬陷，被迫接受劳动教养。

周达文老工运领袖被流放远东，音讯全无。

“在苏联的朝鲜人，无不涉嫌为特务或特嫌。”

康生虽如此大肆迫害革命同志，但有一点，他是精明的，即对他所依附的王明，从不置一句贬词。王明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将中央红军的根据地和几十万红军战士的性命葬送於国民党的屠刀之下，他却在莫斯科多次提出拥护王明为党的总书记，而且肉麻地领头高呼“王明同志万岁”“王明同志健康”。

1937年，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王明与康生一同乘坐飞机返回延安。毛泽东亲自部署了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在延安机场热烈迎接这位曾领导中共长达五年的重要领导人及其一众杰出同僚。

当时，有观察家们指出，教员以如此盛大的礼仪接待，必有深意，既欲开阔王明的视野，亦欲令跟随王明的众人眼界大开。王明虽得以开阔眼界，却从此后每逢重大场合，便以病为由，拒绝出席，显现出一种近乎顽固化、不妥协的固执态度。然而，康生却能心领神会，迅速作出抉择。自那以后，众人眼中所见康生，已不再是高喊“王明同志万岁”的诚挚笑脸，而是一副始终坚定反对、抵制王明的“英雄”形象。

在这桩事上，曹轶欧事后曾坦率地对旁人自豪地提及：我们甫一走出机舱，便目睹了以教员为核心的盛大欢迎队伍——教员背后排列着众多高级干部，此情此景令康生心中泛起层层思绪，思索着在崭新环境中如何调整方向，以及如何转变策略。

江青

“江青给人的第一印象颇佳，毕竟是个北方来的姑娘，相当能干。”他又说：“她曾在鲁艺短暂任职，我到鲁艺时她已离职。尽管如此，由于我常往主席处拜访，仍时常见到她。我知道她在上海的名声并不佳，主要因桃色事件，但这并非关键。到了延安后，众人发现她的作风颇有问题，显得与群众格格不入。大家对她的印象并不太好。我在延安时是她为数不多的老友之一，因我们在上海已有交往。当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她后来成为‘四人帮’的一员时，竟会如此跋扈。”

江青给人们的最初印象无疑是良好的，以至于导师对她情有独钟，毫不犹豫地决定迎娶她。然而，周恩来（有说法指朱德）的洞察力似乎能洞察她文静和善的外表，认为她的本质存在疑点，至少在政治立场方面不够可靠。因此，中央政治局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这一情况为康生提供了一个可乘之机。

在师哲的一篇回忆录中，他对康生与江青、教员之间的关联进行了细致的叙述。他提及：

江青之所以能巧妙地贴近教员身边，实乃康生与曹轶欧的“精心策划”。江青的权谋之道，源自康生的悉心传授。一旦江青得手，她便实际上变成了康生与毛主席之间的一条隐秘通道。正因如此，康生对政治气候的感知尤为敏锐；也因此，他总能处于特殊的地位，即便犯了错，也无人敢于追究。

江青，原名李云鹤，后更名为蓝蘋，山东诸城县城东门外是她降生的摇篮。家境平凡，蓝蘋姐妹俩中，姐姐容貌平平，未能如愿入学，被迫缠足，等待出阁。妹妹蓝蘋则天资聪颖，容貌端丽，身材曼妙，深得父母宠爱。她就读的小学位于城内东街南端，每日往返于家与学校之间，不得不路过当地豪族张家门前，而这张家正是康生一族的宅邸。

“蓝蘋虽年纪尚轻，然而身姿曼妙，发育成熟，单从外表看来，便仿佛已颇具成熟之态。”

十四岁的蓝蘋家中经济困顿，父亲便带着她学习技艺，四处卖艺求生。她对于这样的生活充满了向往，毕竟那意味着可以走遍天涯海角。得知上海乃是一座繁华的都市后，她毅然决定前往那里。

1925年，康生与蓝苹先后抵达上海，二人的到访并非出于预谋。康生在上海大学潜心求学，不久便坠入了女同学曹轶欧的情网，从而遗弃了发妻。曹轶欧与康生同乡且出身高贵，两人相见恨晚。正值青春年少的曹轶欧胸怀壮志，意气风发，却屡遭挫折，曾向鲁迅倾诉心中郁积。尽管如此，她却能牢牢掌握康生，严令其不得沉溺花丛，甚至禁止他与其他女同学过分亲近。因此，尽管康生知晓蓝苹亦在上海，却无法靠近她。

蓝蘋抵达上海后，凭借其出众的容貌与魅力，迅速结交了众多友人，并投身演艺圈，活跃程度令人瞩目，此点甚至让康生自愧弗如。然而，尽管如此——十里洋场要想蓝蘋真正飞黄腾达，单凭这一条件尚显不足。她深知自己的处境，并未过分追求个人身价。然而，因她性格中的随性不羁，使得她的声誉亦略显粗犷，有人甚至将她定位为四流明星。

蓝苹因其社会活动频繁，因而成为了国民党特务部门重点监控与操控的对象之一。直至生命终结之际，康生才向王海容与唐闻生透露，江青在上海时期曾遭到特务机构的突然逮捕（所谓“突击”，即被捕后立即遭受逼迫，要求其背叛自首并承诺为其效力，之后随即释放，以此迷惑他人），此行为亦对其名誉造成了污点。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後，仅两个月，蓝蘋便到了陕西，并经西安到了延安。从西安与她同行的还有张茹之等三人，途中她们互相了解到彼此都有些污点，於是商定严加保密，互不暴露。这一点是文化大革命后人所共知的。

蓝蘋至延安后，就读鲁迅文学艺术院。

同年11月，康生与夫人自莫斯科返抵延安未久，康生便被任命为中央社会部部长，并兼任中央党校校长之职，而曹轶欧则担任了中央党校干部长的职务。不久之后，康生得知蓝蘋已抵达延安并在鲁艺学院进修。他迅速与蓝蘋取得联系，并将她以及随她一同自西安而来的几位同仁调入中央党校，将她们编入一个班级和小组，命名为“特别组”，由曹轶欧亲自负责管理。蓝蘋随后更名为江青。

康生寓居于枣园。此枣园曾是陕北土军阀高双成的宅邸，四周围墙巍峨，果木葱郁。康生将其渲染得神秘莫测，严禁任何人入内，甚至不许靠近，若不慎郊游至枣园周边，难免会被疑为“敌特”、“奸细”。后来，教员迁至枣园，康生亦随之迁出，直至延安撤退的全过程中，康生始终未撤除社会部设在枣园门口的收发和传达岗位，导致形成两套独立的收发和传达体系，这足以看出康生对高围墙的青睐。彼时枣园，自然是戒备森严，然而江青却能自由出入，以便会晤康生。

教员与贺子珍

1938年伊始，教员的妻子贺子珍（别名志贞）离延安前往西安，途经八路军办事处，赴苏联接受治疗。当时，她已身怀六甲。不幸的是，孩子在苏联出生后不久便夭折。贺子珍抵达西安之初，康生与曹轶欧便迫不及待地将江青安插于教员身旁。

江青以毛遂自荐的姿态步入教员的视线。教员的警卫团队，皆由康生一手挑选与安排。因此，江青能够轻易地与教员会面，实属寻常之事。

贺子珍身为武将，不擅料理家务；教员身边的服务人员虽无不忠诚之心，却均出身乡野，仅能胜任扫地、做饭等简单事务，其他便难以胜任，因而教员的办公室与宿舍显得颇为杂乱。江青的到来，立刻展现出她那演员的全面才能，言辞敏捷，举止得体，给教员留下了良好的第一印象。随后，她将教员的办公室与卧室内外打扫得井井有条，整洁利落，教员对此甚感满意，认为身边有她这样的人也不失为一件好事。江青曾亲口告知我，她不仅能担任主席的保卫工作，而且每一步的进展都得到了康生、曹轶欧的指导。

经过两三个月的交往，江青与教员便决定步入婚姻的殿堂。鉴于这桩婚事，中央党校中众多深知江青过往的同志，诸如王世英等人，多次致信中央书记处书记张闻天，认为教员作为中共的领袖，与江青这样的人结合并不适宜。张闻天原本认为这是个人私事，不便干涉，然而，他意识到有必要将下级反映的意见告知教员。于是，他带着这些信件去见教员。简短交谈了几句，刚要传达意见，教员便流露出不悦的神色，张闻天无奈之下只得作罢。

一、不得接触党的机密文件；二、不得以党的名义参与任何公开活动；三、不得干涉党和国家的事务。这三项规定在干部中迅速传开，争议随之平息，仿佛得到了同志们的普遍认同。

教员与江青

据最新消息，当中央政治局就教员与江青的婚事展开激烈辩论之际，康生，作为政治局委员及组织部部长，力挽狂澜，不惜以廉价的辞藻，全力主张江青与教员结为连理。即便当时在上海，王世英与刘晓曾指出江青存在历史问题，且曾一度与党组织断绝联系，相关材料亦落入康生之手。然而，他巧妙地掩盖真相，暗中给予江青庇护。康生向中央辩解称，江青在上海与党断绝关系，实乃因形势所迫。随后，他炮制了一系列对江青有利的资料，并将所有指控材料销毁。此外，他还过分夸大江青在山东青年时期的进步追求。

尽管这一事件最终导致了中国政治领域的一系列悲剧，然而在当时，它却激起了普遍的欢愉情绪。江青实现了她的“女皇”之梦；教员亦感受到了某种慰藉；康生也因此与江青维持了一种非同寻常的联系，并赢得了教员的信任。这体现了中国独特的文化现象，正如一位资深前辈所言，在中国，若要他人感恩，要么是授业恩师，要么是红娘之媒。即便是伟大的教员，也难以摆脱这种文化束缚，康生因而得以成为教员的尊贵宾客。

康生促成江青踏入教员的家庭，同时，他的影响力在教员身边日益增强。玩弄权谋的高手康生与才华横溢的江青此刻携手，构筑起一个互利共赢的紧密联盟。江青被康生狡诈的政治手段所吸引，而康生则借助江青的力量，为自己铺设通往更高权力的道路。他们之间巧妙地相互利用。

不久，在赢得教员信任之际，康生便荣任中央党校校长、中央政治局委员及书记处书记，同时肩负中央社会部部长与中央情报部部长双重职务。肃反大权自然而然地落入了他的掌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