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网友好奇：韩国人是否真的认为农历新年的起源来自韩国而非中国？

2003年，C罗在微博上祝福“Chinese New Year快乐”，一句平常话，却让韩国媒体炸了锅。《中央日报》指责他忽视其他亚洲国家的感受，《韩联社》紧随其后，强调“春节是多个亚洲国家共有的文化”。几乎在同一时间，韩国女团NewJeans成员Danielle因为在推特写下“Chinese New Year”，被本国网友集体要求道歉，甚至公司亲自出面鞠躬认错。这些看似琐碎的事件，背后折射出韩国社会对“春节归属”的敏感与执念，而这场文化争论，其实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埋下了伏笔。

1999年，金大中政府正式恢复“설날（Seollal）”为国家法定节日，结束了长达二十四年的废除状态。这一年，被韩国媒体称为“传统复兴元年”，但实际上，它更像是一场“文化身份修复”。自1975年朴正熙政府废除农历新年起，春节在韩国的公共生活中被刻意抹去。官方理由是“旧历不利于现代化”，民众却仍在家中偷偷祭祖、煮年糕汤，那种“不能公开过年”的压抑，成为几代人的记忆。

恢复后的春节，不再被称为“旧正月”，而是被重新命名为“설날”，官方文件解释为“韩民族固有节日”。这种命名方式背后，藏着一种有意的“文化去源”。从那时起，韩国媒体逐步回避春节与中国的联系，强调其“本土性”和“独立性”。学界也随之出现新的论调，部分学者提出“春节起源于古朝鲜”的说法，主张“中韩皆继承东方节庆传统”。

史料的证据摆在那儿。汉武帝在公元前104年颁布《太初历》，确立正月初一为岁首，这是春节制度化的起点。唐宋以来，春节祭祀、节俗、服饰礼仪都有系统记载，而朝鲜半岛的春节体系，直到新罗、高丽时期才完整引入。唐制礼仪、唐服冠制、唐代祭祀程式一一照搬，《三国史记》《高丽史》中的节日记述都能看到这种延续。换句话说，韩国的春节不是独立演化的文化，而是吸收、调整后的继承。

《兰台世界》的研究曾指出，韩国的春节礼俗形成经历了“输入—吸收—本土化”的路径。高丽王朝引唐历、循唐仪，朝鲜王朝时期更是以《大明会典》为模板修订礼法。那些如今被称为“韩式春节”的仪式，其源头几乎都能追溯到中原王朝。正因如此，当韩国媒体在21世纪初频繁提及“春节主权”时，中国学者多持“文化误读”态度——问题不在于节日本身，而在于对“文化归属”的再造。

韩国在恢复春节时，也在重新塑造它的“叙事结构”。媒体用语统一改为“설날”，外交场合使用“Lunar New Year”以减少与中国的关联；对外宣传强调“韩国春节的独特仪式”，却极少提及它在唐宋制度中的脉络。久而久之，新一代韩国年轻人对春节的理解，更多来自本国教科书中的“固有传统”表述，而不是历史的原貌。

这种“重命名”的力量，远比想象中强大。节日的名称不只是语言，它定义了记忆。名称一旦改变，文化的起点也就被重新标注。正如1999年恢复节日后，韩国舆论不断强化“春节是韩民族自古传承”的叙述，而这一转变，也逐步形成了今天“春节归属”的社会共识。

但世界的认知并没有同步改变。联合国、英国王室、法国总统、中国驻外使馆乃至全球社交媒体平台，依旧使用“Chinese New Year”。这并非“话语垄断”，而是基于历史的共识。因为春节不仅仅是一场庆典，更是一种时间制度。它与农耕、节气、皇权和宗法体系相连，是东亚文明的时间坐标。没有黄河流域的岁时体系，就不可能有“正月初一”的历法逻辑。

韩国媒体的不安，来自这种结构性的现实——当世界普遍承认春节的中国起源时，韩国的文化叙事显得孤立。这种焦虑，在国际舆论场上反复出现。C罗祝福中国新年被指“不敏感”，NewJeans成员道歉风波再起争议，乃至大英博物馆因宣传“韩国新年”而删帖，都成为这一系列文化紧张的延伸。

在外人这些事件或许微不足道，但在韩国国内，却被赋予“文化防卫”的意义。因为在“韩流输出”的逻辑中，节日、服饰、饮食都属于文化品牌的一部分。春节被视作一种“国家文化资产”，而中国的全球文化影响力，又让这种“边界焦虑”愈发明显。

然而历史不以意志为转移。春节的制度源头、节俗体系、文化内核，都指向一个更古老的文明中心。韩国在恢复春节的也承认了它曾被压抑、曾被否定的事实。那是一个从被殖民、被现代化政策切断，再到重新寻回的过程。也正因此，春节在韩国并非自然延续的传统，而是一种重建的文化记忆。

1999年的复兴表面上是传统的回归，实际上是国家在文化认同上的一次战略调整。金大中政府当时希望通过恢复传统节日，修补长期现代化进程带来的身份裂痕。可一旦节日被纳入政治工程，它就不再只是节日。此后韩国媒体不断强调“설날”的“韩源性”，也是出于这种政治性延续。

这让春节的叙事变得复杂：在民间，它是团圆与祖先崇拜的象征；在政治层面，它是文化主权的工具；在国际舆论中，它又被卷入中韩竞争的框架。一个节日同时承载三种角色，自然容易引发冲突。

从更长的时间线上春节的“争议”并不是新问题，而是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典型表现。当一种文化符号被国际化后，它的“起源”常常被重新定义。就像瑜伽之于印度，寿司之于日本，春节之于东亚——每个国家都想在国际文化版图上留下印记。

但不同的是，春节的起源史料过于清晰。自汉武帝定历、唐制成礼以来，春节与中原王朝的制度绑定就未曾中断。即便在蒙古、满清统治时期，春节仍是国家祭典的核心。任何“本土化”尝试，都无法改变它的历法身份。

韩国的“설날”如今确实发展出了独特形式：吃年糕汤、穿韩服、祭祖叩拜、玩民俗游戏。这些习俗构成了现代韩国春节的独特面貌，但它们的制度根基依旧延续自唐宋的节仪体系。文化演化可以多元，起源却只有一个。

问题在于，当“文化自信”成为一种国家叙事策略时，历史的复杂性常常被压缩。韩国社会在面对春节时，更多的是在构建一种“差异化身份”——既要承认传统，又要避免被视为“附属”。这种心理其实并不难理解。任何一个曾经历被殖民、被文化压制的国家，都渴望在文化上找到独立位置。

只是，历史的尊严不应靠改写来实现。春节作为东亚文明共享的节日，本该是交流与共存的纽带，而不是“文化领土”的战场。真正的文化自信，不在于谁先喊出“我们发明了它”，而在于能否坦然承认彼此的影响与共生。

或许，问题的根源不在节日本身，而在文化竞争的心理投射。C罗的一句祝福之所以引爆韩国舆论，并不是因为这句话多么重要，而是因为它触动了那根“文化归属”的敏感神经。

有人曾问：“韩国人真的觉得春节是他们发明的吗？”这个问题乍听尖锐，其实折射出一种误会。对韩国而言，他们并不一定真认为“发明”，而是想要在叙事上获得“主体性”。但主体性与起源不同，前者是文化姿态，后者是历史事实。

节日的意义，在于人心的延续。中国人听到鞭炮声想到团圆，韩国人端起年糕汤感受家的温度，日本人祭祀祖先表达感恩。形式不同，精神却相通。真正的问题，是当这种精神被政治化后，还能否保持那份纯粹。

如今每到春节，社交媒体上依旧能看到“Chinese New Year”和“Lunar New Year”的争论。有人执着于命名，有人只关心家人团聚。可无论名字如何变化，那种辞旧迎新的仪式感，从未真正改变。

一个节日的生命，不靠谁喊得响，而在于人是否还在记得它的意义。或许，正如一位法国网友的评论：“你可以拥有春节的仪式，但你抢不了它的出生证。”这句话听似玩笑，却是对历史最温和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