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书生到政客：陶希圣与高陶事件始末

1940年1月22日，汪精卫集团内部要员高宗武与陶希圣，于香港《大公报》上公然揭露了汪精卫与日本在上海签署的卖国密约，此举顿时引发了全球的广泛关注与震惊。这段历史事件，后来被称作“高陶事件”。

昔日被誉为蒋介石“文胆”的陶希圣，长达数十年间掌管国民党文化宣传工作，然而，他却对子女传承着“远离政治”的教诲。

为探寻父亲的人生轨迹与内心世界，身为工学背景的陶恒生在退休之后，专心致志地深入研究高陶事件的来龙去脉。那些扣人心弦的故事仿佛引领我们重返那段风云变幻的岁月。

陶希圣

从政

那是一个炮火纷飞的夜晚，几天前，日军对珍珠港的突袭犹在耳畔，他们从九龙对港岛发起了猛烈的炮击。油库熊熊燃烧，房屋亦被火焰吞噬，整个天空被染成一片血红。我们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忧虑着未知的命运。

在震耳欲聋的炮火声中，父亲长长地叹了口气，语气庄重地对我们说道：“将来你们一个接一个，都不要涉足政治，而是要掌握一门技艺，自食其力。”父亲的话语，我们始终牢记在心。成年之后，我们兄弟几人，既未曾学习政治，亦未曾参与其中。

多年之后，我再次回想起父亲昔日的话语，深信那是由他前半生的阅历所孕育，发自肺腑的真挚感叹。

父亲原籍湖北黄冈，1915年，正值十六岁花季，他勇敢地踏入北大预科的大门，跟随沈尹默、沈兼士等知名学者，深入研习国学。北大毕业后，他先担任教职，后又投身编辑行列，不久便因参与中国社会史的大论战而声名远播。

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知识界围绕中国社会性质与社会历史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父亲指出，我国并非典型的封建社会形态，实则是由士大夫阶层与贵族联合构成，共同对平民阶层进行剥削的社会结构。在历史学家的眼中，陶希圣所倡导的社会史研究被视为“异端之学”，由此引发了广泛的争议。父亲的初次论战之作，最终汇编成《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书，问世后迅速风靡一时，纸价因而腾贵，销售一空。在短短四年间，该书共印行了八版。

1927年伊始，父亲受聘于国民党中央军事学校武汉分校，担任政治教官一职，由此与国共两党建立了实质性的联系。

在任职中央独立师军法处长、咸宁县政府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兼司法科长的任内，因禁止农会书记随意射杀地方农民，他被诬为“反动军阀”，幸赖陈独秀的援助方得以保住性命。因此，我的父亲对陈独秀的恩情铭记于心，终身感戴。而陈独秀身处困境之际，父亲亦慷慨伸出援手。

1938年，康生撰文对刚获释的陈独秀进行指责，称其每月接受日本人的300元津贴，而陈独秀对此资金来源始终缄口不言。事实上，这笔款项系由陈独秀的父亲以他主持的“艺文研究会”的名义所提供。

在漫长的岁月里，父亲始终扮演着“政学兼修、出入朝野”的多面角色。1931年，我呱呱坠地，尚在襁褓之中，正值父亲在南京中央大学法学院执教的时期。那年，他应北大之邀，重返母校，讲授中国社会史。在北大的六年教授生涯中，他陆续推出了四卷本、逾七十万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此书一经结集出版，便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竞相研读的佳作，屡次再版，深受追捧。

中国社会史论战持续了长达五年之久，父亲终于幡然醒悟：与其耗费精力在笔战之中，不如退身书房，潜心阅读。

1934年12月，我的父亲创立了《食货》半月刊，该刊主张以史料整理与分析为基石，依据史实重新勾勒中国社会的历史面貌。昔日，投身于《食货》杂志撰稿的年轻学者们，已然构成了声名显赫的“食货学派”，其影响之大，堪称中国社会经济史学领域的一股新风。以至于学界将那段时期誉为“陶希圣时代”。

1937年，父亲38岁那年，荣膺北大法学院政治系主任一职，那成为他学术生涯的巅峰时刻。我深信，若非抗战的爆发，父亲定能继续其纯粹的学者生涯，并取得更加顺利与辉煌的成就。

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之际，蒋介石亲自邀请各界人士，包括各党派成员与无党派学者，至庐山牯岭共襄盛举，举行了一次茶话会。我的父亲有幸名列其中，与胡适、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傅斯年等众多知名学者同被邀约。

在此次会议上，蒋介石郑重声明了“战端一开，唯有全力以赴”的抗战意志。在下山前夕，他特地单独会见了父亲。

他或许并未料及抗战会持续如此之久，便对父亲说道：“你在北平的工作做得很好，回去后务必继续努力，引导舆论。”

父亲惊慌：“教谁？”

“那些宣传人员。”

父问：“如何引导他们？”

蒋：“让他们听你。”

蒋介石一直对父亲另眼相看，他可能觉得父亲的见解很清晰，在与共产党论战中占了上风。父亲形容自己的立场“左不至共产主义，右不至国家主义”，是中间偏左的立场，蒋介石也许很想争取他。牯岭茶话会后，父亲到南京加入蒋介石的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从事国际宣传工作，从此弃学从政。

“和平”

踏入侍从室第五组的行列，标志着父亲踏入政治领域的起点，同时也预示着他将陷入错综复杂的政治风云。他曾经感慨地说：“我的一生，不过是读书、演讲、撰稿、授课，未曾料到自己会卷入如此翻天覆地的政治波澜。”

在我看来，他投身政治领域，并非出于对利益的追求，毕竟彼时他在学术界的成就已然卓著。自“九一八”事变爆发以来，众多知识分子出于强烈的“精英意识”投身于现实政治的洪流中，我的父亲也不例外。他怀揣着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坚信若能登高一呼，凭借个人之力或许能解决某些难题。然而，他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实质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

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众多学者与文人常选择周佛海宅邸的地下室作为避难所，以躲避空袭的威胁。在那里，他们频繁聚首，热议时局，普遍对中日战争的未来抱持着悲观态度。他们觉得，谈论抗战胜利不过是一种“高调”的言辞，这一共识逐渐演变成了一个名为“低调俱乐部”的小圈子。低调俱乐部的成员们坚信，与其空喊口号，不如脚踏实地地思考如何解决眼前的实际问题。在他们看来，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和平，无疑是一条更为明智的道路。

在众多穿梭于低调俱乐部的名流中，陈布雷、胡适、熊式辉、周佛海等人的身影尤为显眼。我的父亲亦同属此行列，在他看来，寻求和平并非屈服，而谈判亦非通敌之举，和平与战争并非水火不容。

1937年盛夏之初，胡适与他的父亲共同签署了一封私密信函，该信经由陈布雷之手，递送至蒋介石手中。力图规避大规模战争，以免此类冲突导致我国现代化进程与经济建设遭受十余年的倒退。胡适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中日之间的纷争，为此，他更是向蒋介石力荐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高宗武早年赴日本深造，毕业于东京大学，因对日本事务的深刻理解，被誉为“日本通”。

高宗武夫妇

蒋介石接获此封密函不久，便委派胡适担任驻美大使一职——自那以后，胡适便与低调俱乐部失去了往来的联系。半年之后，蒋介石再度派遣高宗武前往香港，负责中日情报联络事宜。这一系列举措表明，当时中国政府依然寄希望于通过外交渠道来化解中日之间的矛盾。而我父亲与胡适之间的密信，对蒋介石的决策多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日本国内，年轻一代的陆军领导人执掌权柄，其对中国持强硬立场。与此同时，参谋本部在面临三个月内未能消灭中国的困境后，开始出现动摇迹象，甚至有通过德国大使馆进行斡旋的意向。然而，面对德国大使陶德曼，情况却有所不同。P. Trautmann在奔波之际，蒋介石始终缄口不言，他静观国联的立场。

遗憾的是，国际联盟竟连“谴责”一词也不敢提及。中日两国正式宣布断绝外交关系，近卫文麿发表宣言，宣称“不以重庆政府为敌”，然而日本参谋本部并未就此罢休。在调停无果的情况下，他们转而将谈判目标锁定在了国民党的二号人物汪精卫身上。

此情报由高宗武带回，1938年6月，他潜赴日本，秘密与刚履新任的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等人进行了会谈。

鉴于日本之行未经蒋介石的明确许可，高宗武一时滞留在香港，不敢轻易返回国内。他遂通过部下周隆庠传达信息，向蒋介石表达了相关情况。

初闻此消息，汪精卫便向父亲坦陈：“独立与日本言和，实属不可能之举。我绝不敢对蒋先生有所隐瞒。”

尽管如此，汪精卫心底深处对成为蒋介石的副手始终感到不满，再加上陈璧君的煽动——孙中山指定的继承者为何要屈居蒋介石之下？他的信念开始出现动摇。

汪精卫的周围人士随即围绕他为核心，着手与日本人进行所谓的“和平运动”谈判，我的父亲亦位列其中。父亲坚信，和平谈判并非等同于投降，谈判与战争并无冲突，众多国家均是在战斗的同时展开对话，而谈判本身亦是获取战争红利的一种策略。

蒋介石对高宗武秘密赴日之举深感震怒。数年前，蒋氏家族将蒋介石的日记送往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进行暂时保管。恰逢我居于旧金山，闲暇之余，我便常前往查阅这些日记。我对其中关于那段历史的记录尤为关注——蒋公在日记中记录道：“高宗武行事荒诞不经，竟擅自前往日本，其人荒唐至极，实属胆大妄为。”尽管他中止了高宗武的活动经费，然而暗地里，周佛海却仍旧暗中资助其副手梅思平，以继续进行“和平谈判”。

1938年11月，高宗武与梅思平相继抵达上海，与影佐祯昭、今井武夫两位军方代表展开了为期三天的秘密会谈。双方最终签署了一份名为《日华协议记录》的文件，史称“重光堂密约”。梅思平随后携带着这份秘密协议的草案返回重庆，亲自将其呈交给了汪精卫。

汪精卫主持了一场会议，与会者包括陈公博、梅思平、陈璧君以及我的父亲。众人普遍认为，该条约中关于“尊重中国主权”、“撤销日本法外治权”、“考虑归还租界”、“不要求军费赔偿”以及“两年内完成撤兵”等条款条件并不严苛，故而同意接受。随后，梅思平被派遣返回香港，继续与日本人展开谈判。此外，众人还要求日本方面协助安排汪精卫等人前往安南，以摆脱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控制。

歧途

在担任中央军事学校武汉分校的政治教官期间，父亲与汪精卫相识，自此跻身于汪系学者行列。尽管他此后淡出政坛，但对汪精卫的知遇之恩始终铭记在心。

随着抗战的爆发，上海与南京相继沦陷，父亲便随国民政府迁往武汉。在那里，他与汪精卫的交往再度紧密。遗憾的是，父亲生前未曾向我们透露过他当时的内心世界，因此，我对于他当年的真实心境，始终一无所知。

在我眼中，重光堂密约赋予了他极大的信心，他坚信通过双方的交涉，能够为饱受战火洗礼的中国带来“和平”的曙光。因此，他毅然决然选择了汪精卫——1938年12月19日，父亲与周佛海、梅思平诸位一同，随汪精卫夫妇乘坐包机，从昆明出发，飞往安南。（越南）河内机场，那里标志着父亲人生旅途中的一段曲折篇章。

依照既定协议，汪精卫抵达河内之际，日本方面随即宣布了撤军的意向。紧接着，汪精卫便开始倡导与日本实现和平，并倡议组建新的中央政府，旨在终结中日之间的战事。

三日之后，他们终于迎来了近卫文麿以首相身份发布的关于日华关系的第三份声明，然而其中竟无一句提及两年前的撤军议题。汪精卫深感失望，陈公博及其父亲均认为日本人在欺骗中国，他们力劝汪精卫不宜再继续下去，宜前往欧洲远离纷扰之地。然而，周佛海与梅思平却坚决反对这一提议。

汪精卫集团内部纷争不断，导致其内心动摇不已。他原本承诺近卫文麿，一旦对方发表声明，他将予以响应。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着手起草了一封电报，以响应近卫文麿的第三次声明。他将电报交付给陈公博、周佛海以及我的父亲，命他们携电报前往香港，并转交给《南华日报》的主编林柏生予以公开发表。

被看成汪精卫一派的顾孟余在香港看到了电报文稿后，也坚决反对：“万万不可公之于众！此乃既损国家，又自毁前程的愚蠢之举。”陈公博回应道：“汪先生有令，我们不敢违背。”

12月31日，香港的报纸刊登了汪精卫对近卫声明做出的回应——“艳电”。（注：“艳”指29日），它公然要求蒋介石接受近卫所提出的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三项和谈原则。这一声明激起了当时整个中国的愤怒与抨击。即便是蒋介石，也在日记中表达了他的愤慨：“不料近卫之昏庸竟至此地步，实已无可救药。党国不幸，竟有此寡廉鲜耻之辈……”

尽管蒋介石怒火中烧，他却并未立刻采取过激的行动。毕竟，汪精卫身为国民党副总裁，位居二号人物之位。至于国民党元老，他们的态度更是激昂激烈。很快，重庆当局正式宣布剥夺汪精卫的国民党党籍，并解除其所有职务。

不料在“艳电”公布数日之后，近卫文麿竟突然宣布辞去职务，汪精卫所倡导的“和平运动”随之迅速化为泡影。汪精卫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情绪低落至极。高宗武、陈公博以及父亲纷纷力劝，希望他能够就此收手。

汪精卫问：“怎么办？”

高宗武调侃道：“不是每次发火就直奔巴黎吗？不妨再走一趟吧！”

此刻，蒋介石恰逢其时地派遣谷正鼎递送外交护照予汪精卫，并劝其赴欧洲暂避风头，汪精卫亦有所动摇。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在这个关键时刻，一场刺杀事件突然爆发。

1939年3月21日凌晨，军统派遣的特工潜入河内，企图刺杀汪精卫，然而误击了曾仲鸣。汪精卫夫妇侥幸逃脱后，坚信行刺者乃蒋介石所派，汪精卫深信蒋介石在玩弄双面手法，因此对蒋介石怀恨在心，自此与蒋介石正式决裂。

刺杀事件发生后，重庆方面始终保持缄默，对汪组织的尖锐质疑亦未作出任何回应。直至四十年后，昔日的参与者们才逐渐打破沉默，开始披露真相。

昔日投身于刺杀汪精卫行动的成员中，王鲁翘堪称其中一员，他日后晋升为台北市警察局局长。作为执行层面的关键人物，他对案情的更高层次细节所知甚少。另一位名叫陈恭澍者，他撰写了《河内汪案始末》这一回忆录。陈恭澍曾被汪精卫伪政权的特务组织“76号”拘捕，后来竟成为“76号”的一员，因此他的言辞亦显得颇具神秘色彩。军统内部诸多事务均由戴笠一手打理。然而，戴笠于1946年因飞机事故不幸离世，此后汪精卫遇刺的案件便成为了一个悬而未决的谜团。

自幼受父亲影响，我多年来便致力于搜集这一时期的珍贵资料。在蒋介石的日记中，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在汪精卫被刺杀的前一个月，蒋介石曾召集汪的一位密友，嘱托他前往安南对汪精卫进行安抚，然而并未提及护照的发放事宜。在3月22日的日记中，蒋介石写道：“汪遇刺未中，不幸中之幸也。”这句言论引发了众说纷纭，有人猜测蒋介石或许有意将日记留给后世，以此方式为自己开脱，我认为这句话颇值得一思。同时，我也期待能找到更多佐证材料。

我刚刚翻译了高宗武于1944年完成的英文回忆录。在书中，他对汪精卫被刺事件提出了新的推断，认为这背后可能是日本人的所作所为。其理由在于，日本方面掌握了汪精卫心态动摇的情报，有意策划这一事件，以挑拨汪精卫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无论如何，不论真相如何，这一事件导致汪精卫最终陷入日本人设下的诱降陷阱。

悔悟

自父亲将“艳电”携至香港后，他便留在了那里。彼时，国内对汪精卫的批判之声此起彼伏，这让他渐生懊悔之情。他曾致信胡适，虽字里行间流露出了失望，却依然在为自己进行辩护，声称汪精卫在河内的作为并非“反蒋”，而是“致力于和平事业”。

八月间，汪精卫频繁致信，力劝父亲前往上海，声称其亟需父亲的协助以与日本人进行谈判。起初，父亲并无此意，他在给学生何兹全的信中如此表达：“无论前行还是止步，皆难抉择，陷入两难境地。无论是和还是战，都是为了国家的安危与民族的存续。”

姐姐家信中，父亲曾言：“昔日，我将周佛海与梅思平引见于汪先生，此事如今竟成为我心中难以承受的痛楚。这成为了我追随汪先生十余载间，唯一对我心怀愧疚之事。即便如今，我亦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前往上海，以期纠正他们的错误，以此表达我内心的愧疚。”然而，回顾往昔，这些想法无不源自于学者那纯真的幻想。

何兹全是与其父亲关系尤为亲近的学生之一，他形容父亲好虚荣、遇事常显犹豫、难以果断。尽管他此刻对所谓的“和平运动”已心生动摇与疑虑，但父亲仍旧选择了站在汪精卫的一边。

1939年8月26日，他抵达了上海，下榻于愚园路1136弄的60号。至月底，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了所谓的“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任命周佛海担任“中央”秘书长一职，梅思平则被委以组织部长之任，陶希圣则被指派为宣传部长。

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迅速发布通缉令，追捕相关人员，然而，其中颇为微妙的是，“陶希圣”的名字并未出现在这份通缉名单上。这一情况不禁引起了汪精卫及日本方面的猜疑。

11月1日，汪精卫所组建的“新政府”不久便与日本开启了新一轮的交涉。此次，日方由影佐祯昭担任首席代表，而汪方则由周佛海领衔。影佐祯昭呈上了《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的草案。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梅思平以及我的父亲共同审阅，一致认为该草案已面目全非，其与重光堂谈判时所提出的条件相去甚远，甚至不及近卫声明中的内容。

若昔日父亲尚对“和平”抱有一丝憧憬，今时今日，他的幻想已然彻底破灭。在首轮谈判过程中，双方争执激烈，父亲曾两次致信汪精卫与周佛海，表达退出谈判的意愿。

协商直至12日仍无果，然而仍有17个关键问题悬而未决。特别是驻军与撤军事宜，双方各执一词，僵局难解。父亲唤来陈璧君，语气严肃地说：“请转告汪先生，若此番谈判得以成行，那么从黑龙江至海南岛，无论是矿业还是气象，乃至内河与领海，日本人将无所不取。这份所谓的‘要纲’，实乃德、苏两国瓜分波兰之后，日本与苏联再次瓜分中国的预谋。这并非我们所追求的‘和平’，所谓的谈判，不过是这一分割协议的签署，不过是让几个中国人落笔而已……”

陈璧君与汪精卫

陈璧君将此言转述于汪精卫耳畔，汪精卫闻言亦不禁泪湿眼眶：“若他们要求我签字，我便签字。中国岂是寥寥数人所能轻易出卖的。”他转向高宗武道：“显而易见，那些力主抗日者所言非虚，而我等则误入歧途……”他寻访影佐，明确提出终止谈判，意欲迁往法租界，闭门反思。

影佐垂首聆听，同时笔录着，待至尾声，泪水不由自主地涌出，浸湿了笔记本的页边。汪精卫感同身受，觉得影佐尚存一片赤诚。他将所见所闻带回家中，父亲却质疑道：“先生，你真的相信影佐的眼泪是真诚的吗？”

周佛海打断了他的话语：“希圣，你未免太过尖刻了！”

梅思平亦赞同道：“既然已至此地步，还有何路可寻？”

影佐返回东京并向陆军大臣提交了报告，却遭遇了意料之外的拒绝。陆军部次长阿南惟几质问他们：“作为两位中级军官，你们真的有权做出这样的决定吗？你们有能力左右政府决策吗？面对在中国战场上牺牲的日本士兵，你们是否感到愧疚？”值得一提的是，阿南惟几的儿子阿南惟茂后来担任了驻华大使，他对中国的态度颇为友好。

在这段时日里，父亲孤身一人在上海，与汪精卫、周佛海等人士同住愚园路的“总部”，内心充斥着深沉的苦闷与绝望。每当他的学生前来探望，他便会向他们透露心扉，嘱托他们转告母亲，称自己在当前境地颇为艰难，却难以脱身。他坦言，心中所思所虑唯有求死一途，是选择触电、投水还是跃楼。他深感无法再继续生活。在致母亲和姐姐的信中，亦充满了此类绝望的言辞。

听闻此事后，母亲毅然决然地决定前往香港营救父亲。1939年12月13日，她携带着我们五个孩子，从香港抵达上海，并在法租界租下了一座宅邸，借此为由让父亲得以离开愚园路。

不久，父亲接到了通知，得知汪精卫计划于12月26日召开一场“干部会议”，届时将最终审议谈判条文。于是，他回信表明自己不愿参与。然而，汪精卫亲自给父亲写了一封信，敦促他“应当以坚毅勇敢的精神承担一切，即便遭受非议，亦当置之不理”。面对这样的恳切，父亲心有不忍，最终只能答应出席。

那天的会吵得很厉害。4个人就分成了两派，父亲跟高宗武是一派，强烈反对签字，而周佛海与梅思平是一派，冲突之激烈连汪精卫都说：“如此下去，恐怕会演变成杀戮与血腥了！”

陈公博抵港拜访汪精卫，对此感到困惑，遂向父亲咨询。父亲答复：“即便有分歧，杀人流血之事绝不可行。然而，面对分歧，我们又能有何作为？”陈公博不愿介入其中，遂迅速返回香港。

12月26日的午后，汪日谈判画上了句点，双方约定于12月30日一同签署协议。事后，父亲追忆起那段时光，感慨那是他人生中最为煎熬的时刻。

父亲归家后，径直步入卧室，自此再无踪影。而他与同伴们人手一把手枪，母亲便将那把枪取了过来。

母亲质疑道：“既然陈公博能够离开，为何你不能一同离去？”

父亲说：“我在监视下，不能走。”

“你签字吗？”

父亲道：“不签即死！”

母亲又问：“签字呢？”

“签字比死还难看！”

母亲语重心长地说：“我带着全家的希望来到上海，是为了让你能逃出生天。若你无法成功离开，那我们便一起留在此地，共同面对生死。若你执意签字，我便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你……”

翌日，父亲便向愚园路的汪公馆致电，谎称身体不适，请求休假。至30日，汪精卫与日本人的协议签署仪式，父亲亦未出席。我犹记得那段时日，他总是胡子拉碴，面容憔悴，寡言少语，归家后便径直上楼，毫无笑意。母亲叮嘱我们降低声音，生怕打扰到他，惹他动怒。实则，那时父亲精神几近崩溃，身体也已真正病倒。

逃脱

在30日晚间，家中意外迎来了一位不请自来的访客——高宗武。在我父的回忆录中，他如此叙述道：当时我正卧床，向他透露了我们二人正受到监控……而高宗武仅回应了三个字：“请便。”我询问他，1月3日、5日、7日均有船只启程，不知我们应选择哪一班？高宗武建议道，1月3日的“总统号”较为稳妥，不如我们便搭乘此船离去。

高宗武在事后回忆称，当他前往拜访父亲时，他已经提前为两人购置了船票。在此之前，他与父亲的关系并不亲近。那么，是什么原因让高宗武敢于向父亲提议“逃离”的计划呢？

鉴于父亲生前对此事鲜少提及，我特意详读了高宗武的回忆录，从中获得了诸多启示。高宗武与父亲在内心深处有着某种共鸣，这种情感在汪精卫引领他们前往南京的那一刻便已悄然萌生。

1939年9月，汪精卫偕同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一行，赴南京与日方展开关于组建“新政府”的谈判。然而，这段经历充满了不快，他们深感所谓的“和平谈判”实乃在日本人的强压之下进行，双方地位悬殊，自身尊严受损。

高宗武回忆道，汪精卫情绪低落，私下里对日本持有强烈不满，甚至直呼“小日本”。一次，汪精卫向高宗武提议：“你愿不愿意听一听最激进的抗日言论？请随我到我的房间。”随后，两人于房中共同痛斥日本人的行径。

临别南京之际，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山田中将设宴款待他们于一座洋房之中。宴至中途，高宗武忽感面色惨白，几乎不支，周佛海赶紧将他搀扶至楼上休息。众人疑虑，猜测或许是高中中了毒。然而，高宗武事后解释道：“我乃是被这些准汉奸的丑恶嘴脸气得晕厥。”

在日方谈判的过程中，汪精卫麾下集团内部分歧频发，我的父亲及高宗武在与周佛海等人争执不休之际，洞察了彼此的立场。他们二人亦被日本方面视为坚定的“强硬派”。与此同时，汪精卫与周佛海亦敏锐地察觉到了父亲和高宗武态度上的微妙变化。

不久前，有人暗中举报，父亲得知李士群与丁默邨所掌控的“76号”正密谋对其下手，而高宗武亦处于特务的严密监控之下。对于丁默邨，父亲心中存有深深的恐惧，他对高宗武透露道：“丁默邨必将对我们痛下杀手。”

在父亲的回忆录中，他提及了那段往事：1940年1月3日的清晨，他乘坐自家的车辆抵达和平饭店。他对司机吩咐道：“你先行返回家中，若需用车，我会给你打电话。”随后，他迅速从侧门离去，租了一辆马车直奔码头，悄无声息地登上了驶往香港的航船。

父亲与高宗武均以化名登船。登船后，他们不记得彼此的化名，在旅客名单中翻找良久亦无所获。幸而，两人后来在甲板上重逢。船上，他们商讨了抵达香港后的行动计划。而后来在《大公报》上发表揭露密约的信件，便是彼时在船上草拟而成。

杜月笙

在这段时期，杜月笙的作用尤为关键。尽管抗战期间他身处香港，杜月笙依然为国民政府效力，积极参与抗日救亡事业。当高宗武在谈判尾声时，心生悔意并决定退出汪精卫集团，他秘密与杜月笙取得联系。杜月笙随即下令，派遣他留在上海的“大总管”万墨林，全力营救高宗武与陶某。

杜月笙的指令源自重庆的蒋介石，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在此之前，他们对于父亲是否同意此行尚存疑虑，因此高宗武亲自登门试探。但父亲对此事事先一无所知，全然蒙在鼓里。

自日本人与汪精卫展开谈判之际，高宗武便趁隙将谈判的密约照片捕捉下来。及至1月5日抵达香港，他即刻将所摄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交予杜月笙。杜月笙于7日搭乘飞机直接前往重庆，将此密约呈交给了蒋介石。

尽管蒋介石已掌握那份密约，他却并未急于公之于众。杜月笙曾警示他，陶希圣的家属尚在上海。蒋介石承诺，待我们均安全无虞后，再将此事公开。杜月笙不止一次伸出援手，拯救了我们。在我父亲身处香港期间，“76号”势力亦曾试图暗杀他。杜月笙始终派遣人员暗中守护我们，而我们的全家在逃难至桂林途中，亦得益于杜月笙安排的护送。这一切，无疑都源于蒋介石的默许与支持。

回归

当轮船驶离吴淞口，远离上海的喧嚣，父亲即刻通过电报向家中报了平安。电报送达，母亲便开始着手安排全家的秘密撤离。她轻手轻脚地前往码头，购置了船票。然而，万墨林派遣了心腹至我家，向母亲传达消息，称购票之举已引起特务的警觉，此行充满风险。

“希圣在香港已经逗留了五六日，我甚是担忧他会在那里说出失当之言，或是与不恰当之人有所接触，因此急切地希望他能尽快返回。”陈璧君对此半信半疑。

此刻，汪精卫恰好下楼，目睹了她们的交谈。他对母亲的言辞深信不疑，承诺道：“无论何种条件，我都愿意接受，只求希圣能够归来。”他甚至上楼取了2000元现金交给母亲：“赶紧去吧，需要我派人陪你吗？”母亲急忙婉拒。接着，母亲提及只带两个尚未入学的孩子前往香港，而将三个年长的孩子留在上海，这实际上是在暗示将我们留下作为“人质”。陈璧君心中稍感宽慰。

1月13日，十六铺码头见证了我们的离别。琴薰姐、泰来哥，还有我，我们三个兄长护送母亲，以及晋生和范生两位弟弟登船远行。姐姐在码头上失声痛哭。那时的我年仅9岁，对局势的紧迫感虽有所感知，但对何时能再见、是否还能再见，心中一片混沌。归家后，我独自一人对着墙上父母亲的合影，泪水纵横。

那段日子里，住宅周边忽然涌现了众多举止可疑的人物。万墨林委托父亲的学生转告姐姐，务必留意身边的“76号”特务。

昔日上海尽显洋派风华，圣诞节亦如西方节日般热闹。姐姐刻意装作对上海情有独钟，她带着我们穿梭于商场，观赏了两部经典影片——《飘》与《绿野仙踪》。一周后，在万墨林的策划下，我们姐弟三人分头行动，秘密抵达码头，登上一艘小巧的电船。直至船只驶离吴淞口，踏入公海，我们三人才得以团聚，激动之情溢于言表，泪水再次夺眶而出。

抵达码头之际，父亲的学生连士升热情地将我们送至家中。汽车驶入院落，姐姐便迫不及待地冲入屋内，连声呼唤“姆妈”，怀抱着母亲失声痛哭。尽管我们离别仅仅七天，那段时光却显得尤为漫长，重逢之时，彼此间竟有恍若隔世的错觉。后来我才得知，在杜月笙的指示下，万墨林秘密部署了强大的火力网，以防万一发生紧急情况，他甚至愿意与敌人正面交锋，不惜以火并的方式应对。

我后来得知，1940年1月21日，我们乘坐的船只刚自上海起航，香港《大公报》便迅速收到了父亲与高宗武联名签署的公开信以及那份汪日密约。在我们抵达香港的那日，汪日密约在香港、重庆、昆明、上海等城市同时亮相报端，密约全文得以公开，一时之间，震惊了国内外。1940年1月2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载：“汪逆已赴青岛参加会议，其密约亦即将公之于众。”显而易见，他已经掌握了我们安全撤离上海的准确消息。

母亲在成功将我们五个孩子从险境中解救出来后，陈璧君不禁怒火中烧：她心爱的丈夫欺骗了她，而她又被那位老妇人……（指母亲）骗了！

“你妈妈极为坚强。”在重重磨难中，若非有她的支撑，我们今日恐难安度。

1940年1月5日，汪精卫等要员于青岛与北方势力梁鸿志、王克敏等人举行会议。得知高、陶二人潜逃的消息，汪精卫心中既气愤又哀伤，但他并未失控地痛骂，仅仅是轻叹道，他早已察觉高、陶二人意志不坚。

周佛海对于高、陶二人的行为感到极为愤慨。据今井武夫所述，每当谈及此事，周佛海总是泪水涟涟，情绪激动至极。他直言，二人离去尚可理解，然而他们竟将密约公之于众，实在是太过分了。

“此次行动，从私情角度而言，我难以这样做；但从公义出发，却又不得不这样做。理智与情感的矛盾让我痛苦不堪，无法用言语表达。”实际上，我父亲又何尝不是有着同样的挣扎呢？

那一年，我正处于小学四年级的学习阶段，与父母在香港重聚之后，我心中最迫切的愿望便是摆脱频繁搬迁的生活，渴望能够安安静静地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完成小学的学业——我的小学时光辗转于六所学校之间，最终在重庆画上了句点。父亲在那边创办了“国际通讯社”，与诸多知名学者探讨中日战争、苏联以及欧洲战事等议题。在致胡适的一封信中，他表达了自己宁愿在海外流浪，也不愿让国人忘记他的决心。

片刻的宁静旋即被打破。1941年12月8日，紧随日本对珍珠港的突袭之后，日军飞机即刻对启德机场发动轰炸，不久之后，香港英军宣布了投降。

一旦日军逼近，父亲便不可避免地成为日本人猎杀的目标。母亲恳切地劝他先行一步，于是他借助朋友的帮助，联系到了一支潮州人的还乡团。为了规避日本人的追击，一位朋友购得一个椰子壳，家中生起小火，将椰油提炼出来，将父亲的脸部擦拭得金黄，犹如一位老烟民。1942年2月，父亲历经17日的跋涉，成功躲避了日军的搜查，冒着极大的危险抵达重庆。

重返重庆之际，陈布雷即刻引领他觐见蒋介石。蒋介石言道：“你归来，甚好。即刻着手投身宣传事务。”父亲因失眠之苦，本欲提出暂缓数日再投身工作，陈布雷却暗中示意，使他未及启齿。临别时，陈布雷私下对父亲耳语：“你若向老先生提及失眠，他未必能理解，他出身军旅，素来不曾有失眠之苦。”

父亲与陈布雷之间的交情尤为深厚，在我记忆中，陈布雷的形象是那般消瘦而高挑，面色苍白。遗憾的是，陈布雷后来在南京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父亲便接过了他的职责，替蒋介石执笔撰写各类文告，因而被誉为蒋介石的另一位“文胆”。

何兹全的学生好奇地询问，既然父亲已远离政坛，为何又选择重返蒋介石的麾下？

父亲半带自嘲地言道：“你或许不知，若非在蒋先生麾下效力，不知有多少人背后对我指指点点；而如今我身处此处，他们虽可在背后议论我，却得在面前对我阿谀奉承，赞誉有加。”

蒋介石对父亲始终孝顺有加，其两部颇具影响力的著作——《中国之命运》与《苏俄在中国》——均出自父亲的笔下，由他代为执笔。

对于蒋介石，父亲怀揣着复杂的心境——既深感愧疚，又充满感激。在蒋介石的麾下供职，父亲可谓是“深藏不露”。传闻中，正是蒋介石亲自将父亲的名字从那份通缉名单上划去。

自高陶事件爆发以来，仍有流言蜚语猜测我的父亲乃蒋介石派往汪精卫身边的潜伏者。然而，我认为这种说法极不可能。首先，就父亲的性格与人格特质而言，他并不具备此类角色所需的特质；其次，从客观条件和技术层面来看，这样的任务对他而言难度颇高。他对于电台技术一窍不通，而在上海的家宅中，无论是司机还是佣人，皆是由特务机关派遣而来。

“这就像饮下毒酒，我尝了一口，便识破了它的毒性，只饮了一半便不再继续；而那汪狗，一旦尝到毒酒，却是索性一饮而尽。”

沧桑

自高陶事件落幕，高宗武淡出政界，蒋介石资助其一笔资金，助其远赴美国定居。相较于对父亲的处置，蒋介石对高宗武的态度显然迥异。或许在蒋介石心中，高宗武身为政府官员，一旦行为违背上级意志，自当受到惩处。而父亲则是一位学者，尽管身为国民党党员，却未曾担任过任何公职。学者们往往热衷于高谈阔论，犯错在所难免，因此蒋介石对父亲的态度较为宽容。

高宗武自始至终坚信自己未曾对蒋介石有所背叛。在他看来，蒋介石当年的怒火只是一时之过。汪精卫曾戏谑地讥讽高宗武：“你似乎永远都无法忘记蒋介石。”即便如此，蒋介石还曾派遣陈布雷前去看望他。当胡适担任驻美大使期间，高宗武依旧频繁前往大使馆与胡适相聚。此事最终被在重庆的国民参政员傅斯年所知晓。傅斯年性情直率，脾气火爆，于是在议会上当众斥责高宗武为“高逆”“高丑”，并指责他为何还在使馆中活动。自此以后，高宗武再也不敢轻易露面。

1967年，父亲应访美国之际，有幸与高宗武先生相会。高宗武先生当时寓居于华盛顿一座朴素的公寓之内。两人在顿巴敦橡树园的座椅上展开了深入的交谈，大哥陪伴在旁，虽不知具体内容，却不忘为这一珍贵时刻按下快门，留下了一张难忘的合影。

父亲对汪精卫始终抱持着一份愧疚。他对汪的评价颇为宽容，认为汪缺乏决断力，是“自误”，缺乏抵挡日本操控的胆识。即便到了晚年，提及汪精卫时，他总是尊称其为“汪先生”，从未直呼其名。

1944年，我们全家寓居重庆之际，忽闻消息，传称汪精卫先生已在名古屋医院的地下室不幸辞世。重庆的报纸上赫然印着“汪逆”“毙”字，父亲转而对母亲轻声说道：“汪先生仙逝了。”言罢，他深吸一口气，缓缓地长叹一声，随后便再无多言。

父亲昔与周佛海交情匪浅，《食货》一书即由周佛海所创之新生命书局发行。当周佛海被囚禁之际，其夫人杨淑慧遍托亲友营救，却不幸屡受军统特务的欺骗。曾有一次，她造访我家，父亲曾劝诫她勿轻信他人之言，认为唯有蒋介石先生才有能力解救周佛海。然而，杨夫人如同溺水之人抓住每一根稻草，最终被骗得倾家荡产。1948年2月，周佛海于南京老虎桥监狱中离世。

陈公博，与周佛海同属早期参与者，亦曾出席中共一大。高宗武自汪精卫处逃脱，抵达香港后，与陈公博会面。陈公博对高宗武言道：“你们二人相继离去，汪先生将如何自处？”

自幼深受侠义精神熏陶的陈公博，在汪精卫发动的“和平运动”中，起初他态度暧昧，摇摆不定。然而，听闻高宗武与家父“背叛”汪精卫的消息后，他毅然决然地投入了汪精卫的怀抱，以此表达其忠诚。遗憾的是，他最终因汉奸罪名而遭到处决。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等人均曾是才学横溢、抱负远大的英才，却以如此方式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烙印，令人不禁感叹唏嘘。

梅思平的胞弟名为梅仲协。自梅思平被捕以来，他毅然决然地登临庐山，试图求见蒋介石以解救其兄，却未能如愿以偿。尽管如此，梅思平最终还是遭遇了枪决的命运。而梅仲协对家父的所作所为始终无法谅解。

梅仲协之子与我乃台大的挚友，然而我们之间从未提及各自的父亲。命运的安排有时颇为神奇，我随后在南洋投身水泥工厂的工程建设，因缘际会结识了一位美国同行，名叫陈炳森。Philip Chen——原来他竟是陈璧君的胞弟。我们之间交谈甚欢，却默契地未曾明言，我亦对他生意上的事务给予了特别的关照。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而言，我们已基本摆脱了上一代人所留下的恩怨纠葛。

父亲性格庄重，长年伴随蒋介石，言辞间总是慎之又慎，对于工作的细节更是守口如瓶，我们也不敢轻易探询。在他生前，我有幸与他共度不少时光，尤其是晚年的日子，我们相处的时间更为频繁。然而，关于那些过往的岁月，他总是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仅寥寥数语带过。

在他看来，在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建立南京伪政府之前，其身份尚不能被定性为汉奸，而应称之为“汪组织”。自那时起，方才可称之为“汪政府”。

直言不讳，时至今日，每当我瞥见“汉奸”二字，心中便会不由自主地涌起一阵隐痛。许多人将父亲的一生比作是书生误入政途。

父亲身为国民党之要员，自是难以避免遭遇政敌，且流言蜚语亦不少，有人甚至质疑他身上有污点。面对这些非议，他只是淡然一笑，然而我相信，在内心深处，他实则承受着无尽的苦楚。

有每年，我和妻子回到台北，便暂居于父亲所拥有的出版社寓所。某日，父亲不禁长叹一声，对妻子轻声说道：“我这人，对于‘贪、嗔、痴’这三种心态，唯独‘嗔’字所代表的怒火，始终难以消弭！”所谓的“嗔”，便是“动怒”，我深知，父亲内心深处积聚着许多难以释怀的怨气和仇恨。然而，这些心结以及随之而来的心理负担，他从未向外界倾诉，即便是对于我们，他也始终守口如瓶。

父亲心中另一份沉痛的遗憾，或许便是姐姐陶琴薰。在1949年5月，父亲与蒋介石一同乘坐军舰抵达上海吴淞口附近海域时，他特意恳请蒋介石暂缓军舰前行，并发电报给姐姐，希望能与她同行，甚至派遣了一只小汽艇，意图将她接到吴淞口与之汇合。

父亲一生担任要职，鲜少因个人私事向蒋介石提出请求。然而，蒋介石竟破例准许了他的这一请求。姐姐及其丈夫却选择留在了大陆。姐夫沈苏儒是沈钧儒的堂弟，他们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沈钧儒的影响。

在共产党公布的国民党首批战犯名单里，父亲位列第41位。在新政权下，身为“战犯”的女儿，姐姐面对的生活可想而知。1954年，姐姐被调出工作单位——全国总工会，姐夫下放农村。1978年，患上急性类风湿关节炎的姐姐在病痛中去世，年仅57岁。此时，母亲已去世3年。父亲在海峡这一端，写下：“生离三十年，死别复茫然；北地哀鸿在，何当到海边。”

1987年10月，90岁（虚岁）我的父亲在信中这样描述他的一生：“前半生烟瘾难耐，后半生以茶为伴。到了八十岁，不禁感慨万千；而九十岁之际，却感觉身心舒畅，甚至连感慨也一并消散。”

父亲言其一生，既是学者，又是新闻工作者，然而，他却未曾提及政治。对于他而言，政治仿佛只是品茗之后，杯底所剩的无味淡汤与微不足道的残渣。这封是我们父亲留给我们的最后一封信。翌年六月，他在台北与世长辞。

“书生空谈政治，政治亦不过是书生之谈。”这句话，成为了父亲对我一生所下的评语，恰如陈布雷在自杀前所自嘲的那句“参政却未识政”。两位都是文坛的智囊，仿佛跨越了时间的界限，共同发出一声同病相怜的哀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