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敢用周佛海，毛人凤却要清理他的原因找到了：作为领导，这三点用人哲学截然不同

戴笠死后，毛人凤接掌军统大权，第一件事就是清理那些“不干净”的手下。

周佛海这个中共一大代表，后来当了汉奸，竟然还能被戴笠当宝贝用。

吴敬中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来就当了叛徒，照样能在戴笠手下当到区长。

可到了毛人凤这里，这些人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同样是特务头子，为啥两人的用人标准差这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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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军统这摊子事，就得从戴笠说起。这个浙江江山的农家子弟，靠着一身狠劲和过人的眼力，硬是在乱世里闯出了名堂。

戴笠用人有个特点，就是不拘一格。管你出身如何，背景怎样，只要有本事能干活，他都敢用。这话听起来挺开明，可实际操作起来，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拿周佛海来说吧。这人的履历简直就是个传奇。1921年，他可是中共一大的代表之一，算得上党的创始人。可后来脱党了，又投靠了蒋介石。抗战一打响，这家伙又跟着汪精卫跑到南京当汉奸。

按理说，这样的人应该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才对。可戴笠偏偏看中了他。

1943年，正值抗战相持阶段，戴笠为获取汪伪政权内部核心情报，推行“曲线救国”策略，派人策反周佛海。从此，周佛海名义上还是汪伪政权的财政部长，实际上却在为军统提供情报。

这事要是放在别人那里，估计早就被骂死了。可戴笠就是有这个魄力，敢用这种人。他的逻辑很简单：能给我提供有价值情报的，就是好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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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中的事更说明问题。这个湖北黄陂人，早年也是满腔热血的革命青年，还被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可回国后，经不住邓文仪开出的中校军衔诱惑，就叛变了。

沈醉在回忆录里写过，吴敬中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叛徒，还出卖过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中共地下党员徐冰（邢西萍）。按说这种人应该人人唾弃，可戴笠偏偏重用他。

先是让他在军统临澧特训班当教官，后来又派他去当西北区区长、东北区区长。这些可都是军统的封疆大吏，手底下管着一大片地盘。

戴笠为啥敢这么用他？还是那句话，能力强就行。吴敬中虽然人品有问题，可特工技术确实过硬，而且很会搞钱。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能给组织弄到经费，那就是大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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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的用人哲学可以总结成一句话：能者上，庸者下。管你是叛徒还是汉奸，只要有用，就是好干部。这种做法虽然实用，但也埋下了不少隐患。

毛人凤跟戴笠就不一样了。这个同样来自浙江江山的特务头子，从小就跟戴笠是同学，后来一路跟着戴笠混。可他的用人观念，跟戴笠有着天壤之别。

毛人凤最看重的是出身和忠诚。在他眼里，同乡就是最可靠的，哪怕能力差点也没关系。至于那些叛徒出身的，不管多有本事，都不是自己人。

沈醉就亲身体验过毛人凤的这种态度。他的姐夫余乐醒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的，跟吴敬中算是老同学。可在毛人凤手下，余乐醒就没有好日子过。

据沈醉回忆，毛人凤曾指示，保密局撤离大陆的时候，叛徒出身的人员一个都不许带走，就让他们留下来“潜伏”。这话说得很明白，就是要这些人去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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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戴笠飞机失事后，毛人凤很快就掌握了军统（随后改组为保密局）的大权。他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内部。

那些戴笠时代的老人，日子开始变得不好过了。特别是那些出身有问题的，更是成了重点清理对象。

吴敬中算是比较机灵的，感觉到风向不对，赶紧想办法脱身。1949年，他从天津坐飞机逃到南京，结果一下飞机就被毛人凤抓了。

要不是蒋经国出面保他，吴敬中估计就完蛋了。可即便这样，他也没能继续在军统系统里混下去，只能脱了军装去经商。

毛人凤的态度很明确：这种叛徒出身的人，不配穿军统的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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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人凤和戴笠的用人差异，其实反映了两种不同的管理理念，也对应着不同的时代需求。

戴笠是实用主义者，他要的是结果。只要你能给我办成事，其他的都可以往后放。这种做法的好处是能快速集结各种人才，坏处是队伍不纯，容易出问题。这在抗战时期外敌当前、急需人才的背景下是有效的。

毛人凤是更注重组织纯洁性的人，他要的是忠诚。在他看来，一个组织最重要的是内部团结，是绝对的忠诚。哪怕效率低点，也不能用那些靠不住的人。这在他上台时的内战时期，重心转向防共肃奸的背景下，有一定逻辑。

可问题是，毛人凤的这套做法，在实际执行中出了大问题。

他过分强调出身和同乡关系，结果让很多有能力的人靠边站，一些平庸的同乡反而得到重用。这种做法直接影响了军统的战斗力。

更要命的是，毛人凤的小圈子意识。他重用的多是浙江江山的老乡，容易形成派系。这些人有时互相包庇，排斥外人，对军统的组织风气产生了负面影响。

周佛海的例子最能说明问题。这个人在戴笠手下的时候，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提供的汪伪政权内部情报，对抗战胜利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可到了毛人凤这里，就完全被边缘化了。

1947年，蒋介石原本想特赦周佛海的死刑，改为无期徒刑（周佛海于1948年病死于狱中），但毛人凤对此持反对态度，认为这种汉奸不值得宽恕。

吴敬中的遭遇也差不多。虽然蒋经国保了他一命，可在毛人凤的打压下，他再也没能在军统系统里发挥作用。这些有经验的老特务，就这样被闲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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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人凤的用人问题，最终反映在了军统（保密局）的整体表现上。

在解放战争期间，军统的情报工作效能相比抗战时期有所下降。不少重要情报未能及时获取，对战局的判断也时有失误。这跟毛人凤的人事政策有很大关系。

他把那些有经验、有能力但出身有疑点的老手边缘化或清理掉，换上了一批更强调忠诚而非绝对业务能力的人。结果就是整个组织的专业能力受到削弱。

更讽刺的是，毛人凤最信任的那些同乡，后来也并非全部可靠。1949年撤退到台湾后，他和蒋经国的矛盾日益加深。最终保密局被改组，毛人凤虽然名义上还是局长，可实权早已被架空。

1956年，毛人凤在郁郁寡欢中病逝。这个曾经掌握国民党最重要情报机关的人物，最后的结局可以说是相当凄凉。

反观戴笠，虽然1946年就死了，可他建立起来的那套体系和工作方法，至今仍是历史学者研究的对象。他的用人理念虽有争议，但在其特定历史阶段所展现出的实效性，确实值得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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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戴笠和毛人凤的差异，深刻反映了抗战与内战两个不同历史阶段对情报工作的不同需求。

戴笠面对的是外敌入侵、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在这种情况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效率优先是首要选择。因此他敢于启用周佛海、吴敬中这类有复杂背景但有能力的人。

毛人凤面对的是内部政权斗争、你死我活的内战环境。在这种情况下，组织的纯洁性、成员的绝对忠诚确实被提升到更重要的位置。但他的局限在于，在执行中过于强调地缘血缘关系，未能很好地平衡忠诚与能力的关系。

这个历史教训放在组织管理史上亦有启示。不同的环境需要不同的管理智慧，不可一概而论。但无论如何，完全忽视专业能力和贡献的绝对化倾向，往往最终会损害组织本身的生存与发展。毛人凤晚期的处境，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这一点。

史实来源：

《戴笠与抗战》（台湾“国史馆”解密档案，2011年）——证实戴笠战时情报策略及周佛海1943年被策反。

沈醉《军统内幕》、《我这三十年》（文史资料出版社）——关于吴敬中经历、毛人凤对叛徒出身人员态度及军统内部情况的第一手回忆。

《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金雄白著，香港春秋杂志社）——周佛海在汪伪政权中的活动记录。

中央文献出版社《国民党军统局史料汇编》——戴笠、毛人凤职务任免及军统/保密局沿革的官方档案记录。

《毛人凤传》（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毛人凤生平、接掌保密局后人事政策及晚年境遇。

相关人物传记及年谱（如《徐冰传》）——用于交叉验证吴敬中出卖徐冰等史实细节。